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王丽惠：公益比商业更难做，但我想继续做下去！

CFF2008 2021-10-10

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创新家，作者王慧

导读：

在银行工作多年后，王丽惠加入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，并在2018年开始担任秘书长。银行的工作经历，培养了王丽惠对“合规”和“规范”的敏感，对“制度”和“流程”的重视，担任秘书长后，她对标优秀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，在西部阳光进行了持续的调整。

本文分享社会创新家对王丽惠的专访，分享了从自己商业机构走向基金会秘书长的感受和心态变化，她用“脆弱”“不自信”描述公益行业常见的情绪，同时也感受着公益从业者的真诚、踏实、可爱。她认为机构的发展离不开行业的发展，应当改变薪酬体系，让优秀的人通过自己劳动和智慧创造得到应有的酬劳；理念上同样指向人类发展目标的公益和商业要“破圈”，增进交流，互相学习。

▲本文转载自社会创新家，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平台立场。

“落差非常大。”

从汇丰银行北京分行“跳”到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（下称“西部阳光”）后，这是王丽惠最初的感受。

在此之前，王丽惠担任汇丰银行北京分行副董事，做大客户投资和资产配置工作。银行的工作经历，培养了王丽惠对“合规”和“规范”的敏感，对“制度”和“流程”的重视。而在公益行业，她看到的是机构内部管理相对粗糙，直接影响工作效率。这令王丽惠感到不适应。

升任秘书长后，王丽惠重新梳理了内部管理制度。在财务管理上，金融业出身的她对风险控制与资金保值增值更是尤为重视。

然而，管理方式的调整往往伴随着人事上的冲突。在西部阳光，同样如此。王丽惠如何面对这些冲突？在她看来，这些冲突的背后，隐含着公益人怎样的心态？管理方式的调整，带来了哪些变化？

对此，《社会创新家》专访了王丽惠。

* 图片来自社会创新家

公益人的两极心态：自卑&自负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加入西部阳光之前，你曾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担任副董事。当时为什么转变人生方向，选择进入一家公益机构？

王丽惠：我的性格本身就偏向冒险与挑战。当时，银行的工作已经可以一眼望到头，而我还想挑战更多东西，想更广泛地接触社会。汇丰银行和西部阳光一直有合作，我参加过双方举办的志愿者活动，和西部阳光比较熟。他们有意邀请我过来工作，我没考虑太久，大概几个月就决定要过来。

以我后来的接触，我想西部阳光当时也是希望通过新人的加入，创造新氛围，给机构带来正向改变。2016年是西部阳光成立十周年，也到了想尝试作出改变的阶段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当时对于下一个十年，机构有着怎样的目标？

王丽惠：十周年确实是一个节点，但西部阳光的风格一贯都是“务实”，精力也主要放在项目上，并不想为此特意宣告一个宏伟的目标。只是大家确实会期待新的变化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对你来说，你在进入西部阳光时怀揣着什么目标？

王丽惠：我刚进入西部阳光时担任项目总监。那时并没有具体的目标，主要是在了解、熟悉如何做项目。这些事情，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，而西部阳光当时又没有项目交接这项流程，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，这是我初期很不适应的地方。

银行业无论在制度流程还是运营管理上，都是非常专业的，所以我的落差非常大。西部阳光当时基本没有内部管理，制度比较松散，流程也不规范。这就导致，有时候我们想对外推新产品，内部却跟不上。这可能也是很多公益机构面临的情况，公益机构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员工需要经常去一线出差，人力缺失的情况下，很难再腾出精力做制度建设。

喜欢埋头做事，这是我喜欢西部阳光的一点，但不把如何做事规范起来，也会影响效率。如果一个人离开，下一个人就不知道如何做了，自然会影响机构的发展程度。企业经验告诉我，一个良性的企业绝不会因一个人离开就陷入瘫痪或者长期消沉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所以2018年你担任秘书长后，规范内部管理成为一个重点目标？

王丽惠：是的，我当时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，打造一个进行专业运营、管理，同时对社会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机构。

一开始我们做了一次项目梳理和制度梳理。在和资方交流时，我们就收到了反馈，项目书太粗糙，不符合企业标准，这些久而久之都会影响公信力，所以在项目管理上，我们要树立起规范的流程、方法。我们的财务和人事管理制度也相对粗糙，需要逐步细化、完善。比如在内部审计之后，风险控制、资金保值增值都提上了日程。

这些都受到我之前工作经历的影响。我们的管理对标的一直是优秀企业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这样的改革，在人事上会遇到阻碍吗？

王丽惠：这并不是一场想象中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表达为“调整”也许更合适，这些调整是每天在逐渐发生的，一直到今天。

出现不适应的情况，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经历过“规范”，不知道“规范”是怎样的，总倾向于谈情感。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，我们后来规定，财务报销必须有发票。大家常常需要去乡村出差，而乡村经常找不到地方开票。出差的同事可能就会想，“我已经这么辛苦了，为什么还必须要票？为什么刁难我？”

*2020年，云南宣威新建成的阳光童趣园（图片来自原文）

我其实很不理解这种思维，为什么提出一项要求就是在否认他的付出？更何况世界上辛苦的行业有很多，去到乡下就觉得已经很辛苦了，只能说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够，还需要历练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这种情况下，你在管理时，风格会比较强硬？

王丽惠：我会比较坚持原则。这和我的家庭环境也许有关，我生在军人家庭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觉得保持理性都是应该的。公益是一个正规职业，公益机构应该是和政府、企业并行的第三部门。但我也经常会遇到典型的两极心态：一种是“自卑”心理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不好；一种是“自负”心理，觉得自己做的谁都替代不了，甚至是完美。我认为这都是对自己的认知和自我定位出现了问题。在内部调整时，我们也会有争论。我还是尽量引导大家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，理性看待制度建设的重要性。

公益组织做的可能是目前国家和政府暂时无暇顾及的事，也可能是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、有技术含量的事。它需要发挥引领性作用，用小钱撬动大资源。我们投入的2000万元和政府投入的几百亿元相比，就是九牛一毛。但是我们的“小”不应该代表我们没有做有效的事情；同样，我们下乡了，也不代表我们就是去“解救苍生”了，不必说什么事情都总绕回到情感上。

“和企业相比，差距还是挺大”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在追求专业、效率时，员工的绩效考核有哪些变化？

王丽惠：公益人并不是为了挣大钱才来做公益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提供低薪，却期待员工付出极大精力，并且不断创新，是违背人性的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公益机构的薪酬体系需要重新搭建，且应形成社会共识。

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，我觉得问题的核心是，社会到底对公益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，是希望有人持续在做，越做越好，还是越做越差也无所谓？如果是前者，那在公益机构薪资整体低于企业的情况下，凭什么要求优秀的人都可以到公益机构来工作？为什么公益机构靠自己双手挣钱、合理收取管理费是“道德败坏”，商业机构的人创造了十个点的利润却是聪明呢？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这样的现实条件下，你推动改变的空间在哪里？

王丽惠：我们设置了西部阳关平衡记分卡，和绩效考核挂钩，参考两个角度，一方面把日常工作内容量化；另一方面，把员工对公益的认知、理念等也都纳入考量。如果达到要求标准，在进行年度绩效考核时就会有薪资调整。

不过，因为公益机构收入的特殊性，我们并不能保证每年一定涨薪多少，还要综合每年的筹款额支出额，这也是现实无奈的情况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到今天为止，你对“调整”之下的成果是满意的吗？

王丽惠：我自己当然很满意，大家越来越团结，逐渐形成做专业基金会的共识。效率也有提升，最简单的比如项目执行和财务报销，现在都可以在系统上完成，流程清晰可见，需要的资料也都保存完整，可以及时找到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和企业相比，处于什么水平？

王丽惠：和企业相比的话，差距还是挺大。我们还存在信息管理建设投入不够、管理模式更新慢、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不足等问题。当然人手不足就会导致效率有差距。这就是“矛盾”所在，待遇低，导致招不到优秀的人。为了扩大管理费用，就需要扩大项目规模，但因为没有人，又无法把项目做大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理事会对于机构的调整是怎样的态度？

王丽惠：理事会很支持，也给了很多建议。不过双方偶尔也会有摩擦，我觉得原因主要在于沟通还不够充分、全面。

机构的调整是自发的、逐步的，这个过程理事会没有也无法全程参与，很多东西就会出现“传导滞后”的问题。比如项目地的扩展，本来计划扩展速度没有那么快，但后来实际速度比较快。理事会就会担心是否会给机构内部管理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。

*西部阳光理事在“阳光童趣园”项目点前合影（图片来自原文）

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内部的效率已经提上来了，执行效果好进而收获了资方的信任，也自然会导致项目点扩大、投资增加。所以理事会其实是直接看到了结果，他们自然就会担心人力分配和资源配置问题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在推动机构做出改变时，会有压力吗？

王丽惠：有压力，我的压力都是来自自己，比如如何逼自己勇于担当，如何逼自己把机构做得更好。

我认为机构要做好和行业要发展是分不开的。我们现在还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我们需要“破圈”，社会问题不只属于公益机构，公益需要全社会的参与。我认为，全民公益教育目前还远远不够，公益早已经不是慈善家把自家的米拿出来开仓救济。同样，公益人也是社会人，也需要朋友，也要建立家庭，也需要社会认可。我不希望我的同事出去之后不敢说自己是做公益的，吃顿好的都不敢发朋友圈。

我也不希望我的同事的工资比别人少一截，他们其实很优秀。很多同龄人接受不了公益组织的工作强度，在对社会问题、社会公平的认知以及自我反思和学习上，也都比不上公益机构的人。所以我认为我的同事们值得更多，但现实条件仍有很多限制，这是我更无奈的地方。

回到西部阳光，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让它越来越好，筹款可以每年有所增长，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自信地拿到通过自己劳动和智慧创造的酬劳。今年我们没有减薪，原因一方面是来自所有合作伙伴的支持，另一方面是我们的项目确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目前西部阳光员工的薪资水平有提高吗？

王丽惠：有，在筹款和内部制度上，我做了一些努力。2016年机构应届生的底薪是3500元，有同事在北京工作，6年一直拿3500元月薪。现在机构底薪已经达到5000元。

公益人的“脆弱”源于不自信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这几年，商业与公益的关系成为行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作为一个从商业公司进入公益机构工作的人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王丽惠：在运营管理上，我认为公益确实应该向商业学习。商业公司已经运作了几百年，有非常成熟的模式，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摸索出一种模式与之分庭抗礼。目前也不存在所谓“纯公益式”的管理模式。

在理念上，商业逐利，公益非营利，它们都指向人类发展的目标，只不过实现路径不同。大家还是要“破圈”，增进互相了解。公益人需要了解商业公司在干嘛，不要动不动就觉得对方总是一身铜臭味。企业能做好，原因绝对不只在于钱，更在于格局、理念和方法。而公益和商业接触到的社会面有时候是完全不同的，它发现的问题，商业也可以借鉴、跟进。企业想要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回馈社会，也需要了解公益的话语体系，增进交流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在接触公益人时，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特质？

王丽惠：他们很多人是真诚、踏实、可爱的。但有的也会有脆弱、狭隘的一面。比较容易因为一件事就浑身是刺，觉得别人在针对他、不尊重他。比如一份项目书如果合作伙伴没有看，有人就敏感到认为：为什么不看？这是对我的不尊重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如果项目书写得不够精彩，对方为何必须看呢？仅仅因为我们是做公益的吗？我们每天在手机上收到那么多消息推送，我们也不会都看。

公益人真的很单纯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在社会和企业中的各种挫折和历练。但他们必须自己强大起来。在某程度上说，这种脆弱的情绪还是源于不自信，自我认知不充分。我们并非没有在做事，我们做得不错，但同时我们也仅仅是做了一些事，没什么好炫耀的。仅此而已，并不复杂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做公益和做商业，哪个更难？

王丽惠：商业逐利，简单一些。公益更难。公益除了要遵循很多社会既定的商业法则以外，还有道德上的限制。当然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更规范，做到完美。“完美”这个词或许大家不会拿来要求企业，却会用来要求公益组织。同时在内部管理上也会时不时被各种情绪、道德绑架，当需要谈专业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谈情感；当要谈感情的时候，反而又去说专业。这些东西我感觉有些难受。其实我现在的工作许多地方并无先例可循，只能自己摸索，来自各个层面的各种打击都会让我也变得不自信、犹豫。我能做的就是多听团队的意见，必要时及时喊停。
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和在银行工作时相比，你自身的状态有哪些变化？

王丽惠：会更舒畅一些，但焦虑和压力也有，我们现在更像创业，不确定性更强。

*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中，乡村青年教师共同学习、进步（图片来自原文）

目前我还是很想继续做下去。我很认可我们的项目和产品，这是最为关键的地方。我们的学前教育、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和提高、班主任培训、组织孵化等等这些理念本身很有前瞻性。我们仍然在不断改进、创新。在项目推动的过程中看到受益人和团队的发展，让我自己也非常有成就感。

我很不喜欢总是谈情怀，但现在的工作带给我的对社会的认知、思考，确实是在银行时我无法收获到的。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能够坚持下来，我认为我很有“情怀”。但我也不会把自己做的事上升到“崇高”的层面，在乡村走访时，我看到许多基层的老师、驻村干部和教育局领导，他们非常辛苦，而且长年坚守在当地，比我们辛苦多了。我们做的就是一点点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
现在更多人在想，“我要如何如何”。这没有错，但人不应该只为自己。无论时间长短，只要更多人为这个社会、为世界去思考，一切就会发生变化。我看到了一群人正在这样做，我也想接着做下去。